| 2024年1月21日，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广西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23年度中日经贸评估与展望”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承办。
在开幕式环节，广西大学广西创新发展研究院学术院长、商学院学术院长、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院长李光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研究所所长袁波研究员，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李寒梅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分别致辞。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平教授主持开幕式。
李光辉教授以“新形势下中日经贸合作趋势”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阐述了新时期中日经贸关系的总体特点以及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他指出，尽管中日经贸合作受到中美博弈等因素影响呈一定下降趋势，但两国经贸关系仍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其合作空间、潜力和韧性具有不断增强的一面。与此同时，尽管2023年RCEP的实施等带来一些积极效应，但在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日经贸关系的前景仍面临诸多挑战。
分科会议一的主题是“中日经贸关系基本评估：现状与成因”，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董昭华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堂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张晓磊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田正副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研究所蔡桂全助理研究员分别发言，对中日经济关系的现状、岸田政权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中日经贸合作的未来发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袁波研究员做了精彩点评。专家们认为，首先，从整体情况来看，日本仍然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对日本而言，撤回和转移生产基地并非易事，中国作为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依然强劲。与此同时，日本对华投资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韧性的担忧。其次，导致日本对华贸易减少的原因，包括中国内需不足和日本出口商品限制等多种因素；而导致日本对华投资减少的原因，则包括日本调整海外产业结构和对制造业的投资恢复缓慢等。再次，关于2024年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研判，岸田文雄在结束党首任期前或稳定对华经贸政策、推进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虽然岸田文雄政府积极推进经济安保，但整体而言，目前其执政的稳定性与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稳定性之间仍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最后，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应充分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在RCEP生效的背景下，中日可以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财政金融、医疗养老等领域深化合作。
分科会议二的主题是“中日经贸关系：新动向与新挑战”，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研究所宋志勇研究员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归泳涛副教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江天骄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历史研究室王瓒玮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姜茗予助理研究员分别发言。本分科会深入探讨了供应链韧性问题、日本能源转型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工业机器人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等议题。发言专家指出，首先，就学理概念而言，一般将“韧性”一词分为稳健性和韧性两个方面。稳健性是指�；拔衷擞哪芰�，而韧性则是指中断后恢复的能力。供应链的韧性取决于风险、成本和收益等三个方面的平衡。其次，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在脱碳相关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未来中日在绿色能源领域不乏合作的空间。再次，过去40多年间，日本广泛应用工业机器人，整体上促进了国内就业水平，并且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受到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阶段和日本法律制度的限制，人工智能在日本工业领域的应用尚处于低水平。然而，未来自动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可能促进中日经贸合作的新增长。最后，日本积极推进“广岛人工智能进程”，并最终促成七国集团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发布相关原则文件，显示了其抢占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意图。如果未来中日能以人工智能的合作和治理为突破口，并在技术和产业领域展开实质性合作，将有助于拓展中日经贸合作的新机遇。
分科会议三的主题是“中日经贸关系：前景与对策”，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王广涛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董昭华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外交研究室副主任常思纯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郭佩助理研究员分别发言。本节主要围绕未来东亚区域合作、日本对华“去风险”政策及其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中日养老服务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进行探讨，田正副研究员进行了精彩点评。与会代表认为，首先，APEC、TPP等既有的东亚经济合作模式已经展现出不同的趋势，未来的东亚经济合作将受到各国治理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较大影响。其次，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并试图与美国合作构建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全球供应链格局，这是日本对华“去风险”的主要举措。未来，日本的供应链或将出现减少对华依存的趋势，甚而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技术和管制方面的竞争。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应减少对外部的不对称依赖，降低风险并主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加快在海外市场的布局。再次，日本在高端制造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拥有先进经验，中日合作有望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进行科技创新；然而，在合作过程中也会面临养老服务理念不同、护理保险制度差异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唐永亮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归泳涛副教授主持了综合讨论。杨伯江研究员、宋志勇研究员、贺平教授做了引领发言。杨伯江研究员指出，总体而言，中日两国之间的“结构性”互补关系仍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经贸合作仍具有压舱石的功能。但同时也要看到其间的“结构性”变化：如“小院高墙”虽然占比有限，但点位非常关键；再如战后日本在经贸领域呈现商业思维→政治思维→安保思维的“结构性”战略思维调整与变化，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宋志勇研究员对中日韩三国贸易现状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并对其成因作了深入解读。贺平教授分享了对“韧性”概念的语义解读，以及对近年来日本推进主场外交、塑造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的观察。通过综合讨论，与会代表进一步交流和分享了对本次研讨会所涉议题的深入理解。
在闭幕式环节，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初晓波教授回顾了“年度中日经贸关系评估与展望”这一合作平台创办的初心，高度赞赏十余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各家合作单位对这一平台的坚守及其学术追求，积极评价此次会议取得的丰富成果和研究共识，并从区域与国别研究一级学科建设的高度，对未来这一平台的发展提出了中肯意见与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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