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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和子教授的謝致詞
在座的各位，大家下午好！
今年3月，我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退休。算起来，先后从事现代中国研究40年，想着终于可以悠闲悠闲了。那时，我就想尽快地从研究中“改邪归正”（跟研究说“再见”），于是就想到，把研究室里、自己家里堆积成山的书籍和资料尽快地赠给有人使用它们的地方。结果，有关近现代中国的汉语文献几乎全部都赠送给了早稻田大学的中央图书馆。只是在自己家里留了一些关于中国外交的文献，因为我答应要写中国外交概论，不过至今尚未完成。
1981年至83年，我作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研究员滞留上海（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还刚刚起步），那时得到了复旦大学（特别是郑励之先生）、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的极大关照。多次拜访这些单位，听了多位研究者的谆谆教诲。记得在复旦大学开展了汪精卫研究，不再是革命史唱独角戏，感到非常有意思�；褂�，在毛泽东时代的30多年时间里，上海的市政建设荒废，当时上海朋友们的居住条件非常不好，对此我感到愤慨，于是写了从财政制度的角度看中央地方关系的论文，为上海的“利益”代言，批判了中央的“剥削”行为。
那时就想，什么时候一定要报答给与我多方关照的复旦大学。在座的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郭定平老师，从他在东京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起就是我的友人。一次我征求郭主任的意见，我所藏的有关日本的日语文献，对贵中心来说是否有用，如果有用的话，我想赠送。郭主任当即表示非常愿意接受有关日本的重要文献。结果，今年9月得到了国际交流基金的有关赠送文献的支援，给我们的日研中心（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寄送了数千册的书籍和杂志等。
赠书中包括：如《定本柳田国男集》在内的有关日本的日语书籍，《历史学研究》（1965年至2010年）、《历史评论》1962年至2010年、《国际问题》1962年至2005年、《亚洲研究》（亚洲政经学会会刊，1960年至2009年）、《中国研究月报》（1986年至2010年）、《北京周报》（1963年至1990年）等日文杂志，The China Quarterly（1970年至2008年）、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JAIR、2001年至2010年）等英文杂志、等等。
这些书籍和杂志本身并不是什么珍奇难觅的东西，只要对复旦大学的各位研究者的研究有些许帮助，我就会感到莫大的荣幸。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中国研究日本的中心，在此衷心祝愿中心今后有更大的发展。同时，鉴于当今中日关系极不稳定，我希望日本研究中心的各项活动更加活跃，以促进人们对日本的理解。我想，现在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开展各种交流，消除相互潜在的不信任，促成信赖关系的建立。为此，我也将继续尽我微薄之力。
另外，11月的前些日子，我获得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发的第一届世界中国学研究贡献奖的殊荣。我真心地想，上海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谢谢大家。
以下、借这个十分荣幸的机会，請允許我谈一点我的当代中国研究40年的杂感。
★与中国的初次相遇 中国研究之第一階段
40多年前，当我还是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学生时，我已经对现代中国抱有兴趣。其最大的理由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在困境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年轻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对当时的美国、苏联以及日本的现状都感到不满意。现在有人指出毛泽东犯了很多错误，一般把50年代末描绘成中国的“黑暗时代”。但当时在我们眼里，中国正进行着“脱近代”的新的尝试，是十分令人憧憬的。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浙江财阀与蒋介石政权》，硕士论文写的是《北伐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
60年代以后，我深深地被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研究、边疆研究及蒙古研究所吸引。当时他的研究在美国虽是支流，但他用地主与农民、中央权力与边疆这样“两组抗争”将悠久的中国历史描绘得淋漓尽致。后来我着手写作《从边疆看中国》，就是因为受到了拉铁摩尔的强烈影响。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John K.Fairbank）从官僚制与儒教的角度描绘了中国史，是中国学的主流。
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使美国的中国研究者陷入了混乱。而在日本，就该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国学研究者之间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那是一个客观研究成果很缺乏的时代。那时，我本人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个小小的研究机构编辑了两大套有关现代中国的资料集（《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新中国资料集成》），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了极大的兴趣。
★从憧憬到分析对象——向功能主义靠近 中国研究之第二階段
我的中国研究受到了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的极大冲击。这一事件告诉我们，传统依然强烈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我深切地感到，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宫廷内激烈的权力斗争，与现代中国的“左”和“右”的对立、路线之争，其结局不都是一样的吗？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脱近代”也好，“新生事物”也好，都是空虚的言词游戏。
那以后，我尝试有意识地使用美国式的功能主义方法分析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林德贝克（John M.H. Lindbeck）1971年编辑的《中国：革命社会的管理》成了我的启蒙书。白鲁恂（Lucian Pye）、 詹隼（Chalmers Johnson）、奥森伯格（Michel C. Oksenberg）、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等当时最为知名的研究者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中国进行了分析。我的《现代中国政治》（1993年，2004年修订版）就是使用了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一个研究成果。
由于中国不断发生变化，再加上值得信赖的信息又很少，所以对中国的分析就需要有客观的程序。中国具有三个“内情”：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形体”；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它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而实现现代化又以经济起飞为主要内容；还有一个是残留在政治社会底层的“传统”的分量。要综合地理解这三个内情，从而来把握中国的政治现象，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另外，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有它特殊的困难。因为存在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侵略方的“欠债”成为一种“赎罪的意识”，它有意识无意识地约束了日本的中国研究者。要想从这种约束中解放出来是一件难事，它总会遮挡纯粹客观地研究中国的眼睛。能够做到那样，可能需要等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的研究者。
这样，使用功能主义来分析，就使得中国由原来的某种浪漫或憧憬的对象，转变成了分析的对象。80年代以后，日本整体的中国研究也出现这种强烈的倾向。
★与现实中国的相逢 中国研究之第三階段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是在1978年底。正是改革开放刚要开始的时候。当然，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北京的“西单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外滩的上海市党委、市政府前面，从新疆回来的下放知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高呼“给我工作”，游行人数之多真的令我惊讶。
1981年到1983年，我作为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第一批专门研究员，有机会长期滞留上海。这两年在上海期间，我觉得我的中国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人们的精神，人们的生活，30年来没有任何市政建设而造成的非常严峻的居住环境，以及买东西的不便等等，现实就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期间，我研究了“城市的失业问题与中国政治”这一课题。与现实中国的接触，很大程度决定了80年代中期以后我的中国研究的方向。
当时，上海的开放程度还很低。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走在了开放的前头，接待了我们这些“形迹可疑”的外国研究者。我多次走访了这两个单位，采访了很多研究人员。此后就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持续至今30多年。借此机会，向30多年来给予我的多方关照表示深深的谢意。（顺便提及，我女儿跟我一起来到上海，当时是高中生，在上海第二中学——一所很好的高中——学习了一年。并且得到了上海音乐学院一位钢琴老师的很多关照。女儿她现在是血液科的医生。）
★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和我的挑戦
从90年代中期起，日本开始出现有组织地进行现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大概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巨变，其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缘故吧。我作为这些有组织的合作研究的带头人，90年代中期开始过着极其繁忙、但却充实的研究生活。下述三个大型的共同研究，都是由我担任代表展开的。
♧ 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重点领域研究 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1995～98年）
♧ 21世纪COE 现代亚洲学的创生（2002～2006年）
♧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 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2007年～）
NIHU的项目还在继续，在坐的徐顕芬講師是早大基地的骨幹研究人員。这个项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日本的近现代中国研究成果翻译成汉语向世界公开。这是一本年刊，取名《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在我们的网页上公开。它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日本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的汉语译文，后一部分是日本有代表性的中国研究书籍的汉语书评介绍。至今已经出了两辑，现在正在编辑第三本。请参阅下述网页（http://www.china-waseda.jp/index.html）。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以下:
我相信这些合作研究已经促进了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作为项目的代表，我也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在奋斗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了中国研究的三个心得（三个挑战）：第一，用三元结构而非二元对立坐标轴来观察中国的政治社会（三元结构论）。第二，在与亚洲其它各国的比较中观察中国的现象（中国的亚洲化）。第三，不被言词或政策的变化所迷惑，从是否实现了制度化来确认中国是否发生了变化。希望通过这些尝试，能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水平从世界范围看也决不低，我为此感到高兴。我想特别是以下三方面研究，不会输给欧美。第一，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研究成果非常卓越。第二，在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解析。第三，当代、现代以及近代史的研究者之间进行横向的合作研究不断增多，用百年的长时段来观察现代中国，这方面的成果要比欧美多。
最後、我表示衷心地祝願復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之発展、中国之日本研究、日本之中国研究等等、中日学術交流、共同研究之前進。謝々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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